刘大成:构建发展新格局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来源: 中宏网 作者: 发布时间: 2022-10-24

 中宏网北京10月19日电 聚焦“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宏观察家畅谈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与大势前瞻”主题,中宏论坛第二十九场研讨会于10月19日下午在京召开。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大成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以下是刘大成发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四部分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五部分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十一部分提出“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都是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应从四个方面作出更精准的判断和统筹规划。

 一、坚持问题导向,警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随着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俄乌冲突到俄乌战争的升级、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及不同模式防控措施冲突,包括台海局势经历的新一轮紧张趋势考验,世界开启了越来越为动荡的世纪大变局模式。

 尽管中国确定了两个百年发展的宏大目标,希望通过“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政治差异和文化冲突让习惯传统大国争霸思维的发达国家与全球政经影响日益提升的中国产生了发展中的资源冲突,特别是信奉单边主义的美国,近十年日益加剧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围追堵截程度,使得中国外部政经环境日趋恶化,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不确定性越来越强。

 中国毕竟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刚刚解决全面脱贫问题,经济发展既不均匀也不平衡,科学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工程技术水平还处于应用发展阶段,金融服务工具还受制于海外金融寡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处于初级阶段,加上美国及其盟友处于冷战思维而不时给出的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存在阶段性,也更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生活稳定,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质量发展。

 审时度势,未来中国发展尽管面临着一定的军事威胁,但最大可能的威胁则大概率来自于经济领域,尤其是针对“中国制造”、创新科技和数字技术应用,而其主要手段则必然体现在削弱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

 1、从自身发展出发提出的柔性供应链、短供应链和区域供应链

 2012年1月2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抛出《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白皮书,提出了“柔性供应链”的概念,两个目标分别是维护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且有效率,保证其制造业、国防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系统弹性;2019年9月,当起步于2006年“四边(QUAD)机制”(也称菱形同盟)升级为纽约外长级会议时,提出了以提升供应链韧性体系的“短供应链”(不包含后续由此演化的“近岸供应链”内涵),目标还主要是防范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并从高效率和经济安全角度入手;2020年由新冠疫情导致了欧洲包括医疗用品供应链和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链等供应链的断链,促使欧盟理事会提出加强关键物资本地化和区域化的“区域供应链”,目标是防范关键物资供应链断链风险。

 2、从遏制中国发展出发提出的近岸供应链、友岸供应链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了对华在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脱钩”的力度,在政治上分别通过了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不同法案,提出了“亚太稳定计划”“印-太战略”等战略;经济上则施以极限贸易争端、关税战。但许多国家面向美中各自优势无法选边站队,也导致了其“全面脱钩”政策的失败。

 拜登政府针对中国则推出了更为明智的“选择性脱钩”模式。2020年7月生效的《美加墨协定》(USMCA)本身就促进了北美区域一体化,通过极高的原产地标准将全球价值链割裂,形成稳定的区域供应链;在此基础上,2021年4月,美国众议院议员马克·格林还提出了《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利用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为把工厂从中国迁往拉丁美洲的公司提供低息贷款,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管理;2021年4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又提出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给予进一步经济政策支持;2021年12月,美国举办首届所谓“民主峰会”;2022年5月12日,美国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2022年5月17日布鲁塞尔经济论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次抛出“友岸外包”,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剥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做为主要目标;2022年5月23日东京召开的14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四大关键支柱覆盖了互联互通的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反腐败,目标遥指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选择性脱钩”。

 特别是美国今年来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和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则是在高端芯片、科技创新和军事工业等明确其联合盟友脱离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3、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逆全球化”风险

 1956-1965年标准集装箱及多式联运体系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物流成本,海运主运货船从5000吨逐步提升到5万吨、10万吨、20万吨、30万吨直至40万吨,极大推进了制造业全球布局,也让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加之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作为单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形成了如今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但是受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通过能力影响,海运进一步降低费效比的概率很低。而随着数字化时代,新一代数据、算力和算法支撑的感知、传输、决策和执行各阶段产生了革命性的约束,一旦生产端技术进步如机器人等远高于物流业的技术进步时,制造业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被削弱,导致制造业“逆全球化”而破坏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坚持市场经济体制,警惕“逆全球化”思潮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包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等。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得益于制造业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依然依靠经济全球化。不能随着发达国家底层百姓因失去岗位和收入降低而形成的“逆全球化”思潮而动,不应该错失中国中低端制造与发达国家资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高效融合机会。

 1、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

 商品和产业迭代必须面向市场,依赖市场。短期出现的市场失灵需要有为政府有形之手来实施调控,但长期必然会遵循市场规律。

 英国议会为保护马车行业而在1865年的《红旗法案》(机动车法案)使得英国失去了汽车工业的发展机会;美国1920年为保护美国远洋运输企业的《琼斯法案》(海运商业法案)让美国远洋运输失去了崛起机会;苏联时期因晶体管比电子管更不适应航天技术要求而失去电子行业、计算机行业和芯片行业竞争机遇。历史经验证明了短期见效的计划体制难以在更长的经济运行周期内满足日益提高且可变的市场需求,中国同样在发展历史中尝到了这样的苦头,好在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及时自我纠错,从而很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要充分理解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增强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从供不应求到供需匹配再到供过于求的转化速度极快,1993年刚刚取消全国粮票,标志出城市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但1996年中国就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全国平均设备利用率仅有50%,中国制造能力远超过中国消费能力;2001年末刚刚进入WTO,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就超过当年GDP的64%,但仅到了2008年中国就推出了4万亿元计划,中国制造能力超过了全球消费能力。

 而今,全球性供远大于求,必然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首先要解决“全面面向消费者”,着力扩展消费。要了解消费者、理解消费者、面向消费者和服务消费者。即便是面对国内消费,也要清楚地了解中国消费者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少数的富有者和中产阶级,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十之有六在中国,他们也构建了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绝大多数的底层收入者,9.64亿人还处于月工资2000元以下,他们需要就业岗位保障和基本民生保障,拼多多和极兔的兴起就成就于他们,这也是拉动内需的潜在基础。

 其次是逐步扩大个人总收入和持续降低个人税收。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不同统计口径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均总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为22%,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2-45%左右;对比看,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65%,英国则为70%以上。

 3、要科学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警惕行业垄断和计划体制思维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目标首要是打破地方保护。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为提高国企生产积极性、基层员工劳动积极性而提出了价格双轨制;1992年又为了提高市场配置效率、维护市场公平而回归到价格单轨制。同样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追寻规模效率时,通过对地方赋权和GDP考核而实现了量的增长;现在一方面经济面临高质量发展考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铁公基体系拉近了各地生产和物流成本,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才能保住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合理利用全球市场经济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国,中国制造排名全球第一,而中国消费位居第二。而在全球化市场中,中国具有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组织优势和网络优势。面向未来“全面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竞争时,中国有两大优势,一是产业集群,在面对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时可以具有灵活掉头和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范围效应;二是坚实的铁公基体系基础与完备的重化工体系,使得中低端制造业竞争国家如东盟近中期都难以离开中国,拜登政府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选择性脱钩”并不容易。

 第三,要有效利用从信息化、网络化到数字化时代的技术、模式和经营范式的跃升,利用市场机制提升供需精准匹配能力,减少单位GDP资源消耗。特别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知识图谱/政策图谱等,有效提升贸易渠道,实现区域产业间要素禀赋流动和区域产业内要素禀赋流动。

 三、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构建发展新格局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破解外部环境约束和内部经济低中速增长乏力等问题时,改革、开放、“双循环”成为近中期发展的主方向。

 1、有效拓展竞合组织的经济边界

 基于地缘政治上的联盟是手段,拓宽中国可持续发展空间才是目标。

 上海合作组织更多应该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的国家政府同盟,但其中的经济领域合作依然非常重要,其经济总量达到20万亿美元,中国“一带一路”的主体部分基本上覆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特别是在能源和资源进口方面,中国有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包括中东许多国家在内的新对话伙伴成员国。

 中非合作论坛起源于“南南合作”,成员国遍及非洲53个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投资非洲并构建未来中非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对于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至为重要。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后将资本、技术和装备等过剩生产能力全盘转移至苏联,在二战胜利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重建来构建全球市场从根本上支撑了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未来中国发展目前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性联盟,RCEP经济总量高达25.6万亿美元,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按跨国组织排名已经超过欧盟位列中国进出口首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位优势、产业互补优势和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均使得中国在RCEP上有更大更多着力点。已经建成的中老铁路、中缅油气管道、缅甸姣漂港以及未来中国-东盟通道建设、中缅铁路将推动中国-东盟间及RCEP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完整且性价比极高的重化工体系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将有效对抗和削弱拜登政府刻意推进的产业链供应链“选择性脱钩”。

 值得一提的还有根植于“一带一路”基础上的“草原之路”将蒙古焦煤、铜矿等资源与中国制造相连接,扩宽中蒙间的经济发展空间。

 2、推动央企国企做强,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合力推动“双循环”

 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的之一就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其对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的主体作用应该由央企国企出海保障能源资源供给,由民营企业创新突破维系全球市场。

 八十年代日本因汽车电子全面超过美国而遭到里根政府的全面打压,其中的广场协议中强迫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利用六大财团向全球化布局投资,保障了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高端技术的当下地位。央企国企先天具有国家信誉背书和资源垄断地位,具有强渠道低成本的融资能力和低市场风险能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具有独特优势,应在具有强计划性和强垄断性的国际能源、资源和物流通道等方面的获取和供应链安全保障上施力。

 国内中小型企业对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先天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产品/服务或经营范式的创新能力,也更容易与全球市场经济接轨。民营企业的核心要素禀赋是民营企业家,而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依赖于企业家对市场的信心。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等都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的最大激励。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懈动力。

 创新主要依赖民营企业,这也是二十大报告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基础和推动力。“卡脖子”技术和项目可以更多通过全球市场准则而更容易得到破解。

 3、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新生态

 二十大报告提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从信息化到网络化,再到数字化是一个生产率迭代提升且完全不可逆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市场角度衡量的从规模效应到网络效应再到范围效应的收益和利润同时递增而成本极速下降的过程。

 从数据到大数据的替代形成了数字化时代的新生产资料,而超级算力开始形成数字化时代的新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非有机算法则融合甚至替代有机算法而形成数字化时代的新生产关系,三个“新”的循环迭代则带来了以新数据与新算力、新算法融合而成的新运营范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货运贸易总量国家,也是第二大消费量国家,必然诞生海量数据,从而更容易训练出更好的算法和需求更快的算力。三者迭代融合形成的数字化时代新运营范式将有效推进数据的非竞争效用、数据的异步场景变现、数据时变效用可变,以及因位居网络连接核心点的存在属性。因此中国有计划也有条件形成数字化时代新发展格局。

 四、从供需上下游和横截面产业生态入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等论点,主体在于“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制造”的中低端商品以摧枯拉朽般的组织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之首,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已成为全球相关罅隙市场的公共品,但产品原材料的供给却严重受制于全球广布的初始能源、核心原材料、粮食和高精尖技术的约束,考虑到“中国制造”的强大比较优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更应从供给韧性和安全、物流韧性和安全、以及全球消费者采购安全入手。

 1、提升供给侧产业链供应链柔性、韧性和安全

 2021年中国进口额排名依次分别为集成电路/芯片(2.7935万亿元)、原油(1.6618万亿元)、铁矿石及其精矿(1.1943万亿元)、初始塑料(3950亿元)、天然气(3601亿元)、汽车包括底盘(3489亿元)、大豆(3459亿元)、未锻轧铜及铜材(3387亿元)、煤及褐煤(2319亿元)和纸浆(1296亿元),其他还包括钢材、成品油、食用植物油等。

 除芯片受制于美欧日韩以及台湾地区,其他主体以能源、资源和粮食为主。

 中国能源主要包括原油和天然气,其中原油主要依赖于中东(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联酋、科威特)、俄罗斯、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对外依存度达72%;天然气则主要依赖澳大利亚、美国、中东(卡塔尔、阿曼)、印尼、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对外依存度达45.52%。

 资源则主要包括铁矿砂、铜、煤炭和粮食。其中铁矿砂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印度和乌克兰,对外依存度为76.2%;铜则依赖南美的智利、秘鲁、墨西哥以及亚洲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对外依存度超过75%;煤炭更多聚焦于焦煤,主要是蒙古、印尼、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等,对外依存度仅有7.3%;大豆则主要来自于巴西、美国、阿根廷、俄罗斯和乌拉圭,对外依存度达85.5%。

 除去近期最具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能源和资源供给的绝大多数国家更多在“选择性脱钩”中不选择选边站队,中国应从市场角度出发与这些供给国家保持更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

 2、提升全球贸易物流的柔性、韧性和安全

 尽管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支撑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贸易型和生产型物流并不是由中国物流为主保障的。

 远洋(海洋)运输是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最大物流承载模式,但是中国远洋海运不仅仅受到包括第一岛链、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军事力量控制,即便是以全球市场经济角度看待,也会发现在远洋海运中,中国企业仅占12%略超的市场份额;而在远洋海运货代,中国企业也仅占10%左右。现有海运市场竞争激烈且瓜分严重,从现有存量市场份额中火中取栗难度相当之大,但是依托国家力量和央企国企能力开拓新增量市场则是可以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的最大可能。一是可以从缅甸姣漂港入手,稳步推进中缅铁路与姣漂港形成海铁多式联运,从而越过第一岛链威胁;二是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在吉林珲春开展与俄罗斯扎鲁比诺港“借港出海”多式联运及北冰洋北极东北黄金海道的共同开发,从而将中欧远洋海运的运距缩短1/3,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铁路货运任重而道远,面向集装箱白货的中欧班列发展迅猛,但是依然受制于“宽准轨换装”、单向重箱及欧洲铁路标准等因素,欧洲更存在铁路发展瓶颈等。但是,随着中老铁路、中国-东盟铁路以及中欧班列南线开发等项目落地和新项目启动,统一准轨及海关协同将成为促进欧亚大陆间物流效率的最核心要素。

 由于疫情防控使得中欧班列受阻,但也随之推动了中欧公路货运班列的兴起和兴盛,特别是欧洲公路货运标准及其协会如WIFFA和TIR在中国的落地推广,使得中国公路货运与欧洲、东盟的无缝连接更加舒畅。更引人瞩目的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迭代,公路货车的自动驾驶已经与现实物流越来越近,这些都将极其有效地促进物流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费效比的降低。

 3、提升全球市场需求的安全供给能力

 要想让全球市场未来持续接受“中国制造”,中国需要提升服务全球市场需要的供给水平和安全供给能力,消除发达国家“区域供应链”的需要,削弱发达国家“友岸外包-友岸供应链”的损伤,引导、拉动以增加拓宽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要。

 这其中既需要中国制造提升保障全球供给的确定性,提升国家“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稳定性,更需要提升从“中华文化”中拣选给全球消费者的普适性文化,使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最广大消费者乐于接受中国声音。

 最后总结一下主要观点。中国确立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但却受到世纪最大变化的环境约束,中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但是也可以看到,由于数字化时代的竞争要素已经从农耕时代的土地转到了工业时代的资本,而且也即将转到数字化时代的数据,中国面临的军事挑战并不是主因,而更可能是经济上的发展约束,具体体现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选择性脱钩”。中国应从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发展新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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